读书笔记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倍受关注的乡土叙事作家。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长安文化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奠定了他夯实的文化心理结构——对长安这片“土”爱的深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贾平凹的创作才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深蕴。他不但对置身其中的长安文化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还承继了长安士层文化中的悲悯情怀和底层的民间文化，时刻关注社会发展，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底层群体的生存样态。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资源的滋养中，贾平凹才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长安文化色彩的文学作品。然而，关于长安文化与贾平凹的研究至今仍然十分薄弱，学界对贾平凹创作的思想倾向也颇有微词，尤其是90年代之后的创作，贾平凹好像陷入了某种精神困境，始终无法超脱出来，作品也呈现出一种程式化倾向。
长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秦地作家文学创作的精神根源和文化来源。它与唐宋之际东南沿海兴起的城市文化有着天然的本质区别，是建立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综合形态的文化，有着“乡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同时，长安的自然条件也使该地文化具有浓厚的农耕文化特色。秦地人始终固守着长安大地，世世代代以农业为本，耕作为业，男耕女织，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久而久之，该地区的人民就形成了老实本分、安土知足的文化心态——“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弃言》，三联书店，1988：3．）可以说，土地是他们的一切，离开土地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离开故乡则失去了已经构成的社会基础。这样看来，即使处于古代社会上层的“士”也不能完全脱离和农耕文化的联系。新文学作家自称“乡下人”的现象也与这种文化精神有着历史的承传关系，他们创作的文化心理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质之中。如此名目的身份宣告，无疑是在彰显自己的思想情感态度和文化价值取向。
冯友兰曾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农的眼界不仅限制着中国哲学的内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限制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农所要对付的，例如田地和庄稼，一切都是他们直接领悟的。他们纯朴而天真，珍贵他们如此直接领悟的东西。这就难怪他们的哲学家也一样，以对于事物的直接领悟作为他们哲学的出发点了。”由此可见，在当代秦地作家的意识深处都沉潜着“恋土”的集体无意识。对他们而言，土地不仅仅是个体生存的根本，还是精神家园的象征，更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走向何方，萦绕在心头的始终是家乡的那片土地。况且他们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从事文学创作时，乡土与农民自然而然就进入了他们的文学视野，成为最主要的题材选择。
贾平凹，作为出身于农村，在农村生活二十余年的当代作家，无疑对乡土世界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乡土传统的农耕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他的家庭背景，故乡情结，文化习染，对贾平凹的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也决定了贾平凹的文学个性和艺术风格——其艺术风格必须取得与故乡风情的和谐。就贾平凹个人而言，他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感情首先表现在他对自己写作身份的确认上，他执着地坚持农民的写作身份，对此很多人都不理解。实际上，贾平凹虽然在都市生活了几十年，但他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性中都透露出鲜明的农民式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精神。而且创作身份的确认“它表明的不仅是普遍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同时也标明了自己的文化谱系、价值传承和审美趣味，它具有创作心理上的意义。”（雷达，梁颖《贾平凹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179.）贾平凹这位农民出身的作家，自然对乡土生活有着无限的眷恋，对遥远的商州故乡有着深切的凝望，不过，这种情感更多的是对故乡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依恋。因而，当都市现代文明与乡村传统文化发生剧烈的碰撞时，他总是浸入到乡土文化中去，从中寻找灵魂诗意的栖息地。
